泉源:上海证券报

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靠山下,加大股权激励的实行力度,有利于企业稳固员工、提质增效、增强活力,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,促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深交所理事长王建军昨日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示意,应思量进一步减轻企业实行股权激励的税费肩负,调动企业实行股权激励的积极性,引发微观主体活力。

数据显示,停止今年3月尾,深沪两市3826家上市公司中,已有1465家公司实行过股权激励,占比为38.29%。除银行、保险、证券等受限行业外,其余各行业均有上市公司推出过股权激励措施。从业绩显示看,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2018年净利润合计为8172亿元,平均每家实现净利润5.58亿元,高于未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的平均水平。

王建军以为,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,对提升员工归属感、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、提振市场信心、促进业绩提升都市起到重要作用。

然则,在他看来,现在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还存在两个“不匹配”:会计上确认的股权激励用度,与税收上可税前扣除的时代不匹配;因终止股权激励而加速一次性确认的用度不能在税前扣除,与经济行为实质不匹配。

针对第一个“不匹配”,王建军举例称,若某公司实行股权激励1000万股,假设总用度为1亿元,公司需在守候满1年后,在2年内划分按50%和50%分期行权。这种情况下,该公司第一年计入利润表的用度为4166万元,而税前可抵扣的用度为0元。

针对第二个“不匹配”,他举例说,假设公司在实行期第一年终终止股权激励设计,那么需要一次性确认、原本应在剩余排除限售期内确认的股份须支付用度5834万元,而对应可税前扣除的金额为0元。

针对这两个“不匹配”,王建军示意,激励工具不行权,激励用度就不能税前扣除,这不利于企业设置更长守候期、构建历久激励机制;上市公司在自动终止股权激励的情况下,激励工具并未获得股份,上市公司却仍需负担股份支付价值,这与经济行为实质不符。他示意,两个“不匹配”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公司对实行股权激励会摊薄当期利润的挂念,不利于调动企业实行股权激励的积极性。

王建军建议,从两个方面对现行政策作出调整:一是允许企业在列支激励用度的时代,即可申报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,在股权激励实行完毕当期,按“现实行权时市场价与行权价差额”汇算清缴,举行所得税额多退少补。二是作废自动终止股权激励仍需确认加速行权用度的会计处置要求,制止企业由此确认大额用度,降低上市公司的用度压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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